污染让癌症流行，肺癌是头号杀手！

    以前总以为癌症离我们很远，但现在却是“流行”得很。其实大家可以想想，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是否有人因癌症而去世，就可以想见癌症的“普及度”了。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，让我们时刻处在癌症的恐怖阴影中！

恐癌：

　　现在进入“环境敏感期”

　　-胃癌 上海、江苏、甘肃、青海等较为突出

　　-食道癌 集中在河南、河北等中原地区

　　-肝癌 集中在东南沿海及东北吉林等地区

　　-肺癌：21世纪“第一杀手”

　　刚刚过去的一周，连续几天雾霾天气，刻画出另一个“济南的冬天”。

　　1月15日，济南以PM2.5监测数500的“爆表”峰值，成为国内空气污染程度最严重的城市。

　　就在这一天，47岁的郑华(化名)坐了5个多小时汽车，从济宁赶来齐鲁医院就诊。

　　一年前，他在这里接受了肿瘤切除手术，如今，肿瘤复发。腹部长长的疤痕展示出他曾经承受的痛苦，疤痕一端凸起的瘤块又暴露出命运的残酷。

　　“我还能撑多久？”就诊时间里，郑华不断重复着一句话：“不行，就不治了。”

　　这个罹患癌症的不幸者，惶恐，乃至绝望。

　　这样的肿瘤患者，齐鲁医院牛军教授所在的肝胆外科每月大约收治70位。而像郑华这样的恶性肿瘤患者，超过了七成。

　　《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》显示，恶性肿瘤已上升至大城市居民死因第一位，超过了脑血管疾病。而在所有恶性肿瘤死亡率对比中，肺癌高居发病死亡率的首位。

　　据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组织的恶性肿瘤死亡调查，从1973年至1992年的20年间，国内肺癌死亡率上升了111.85%，北京市肺癌死亡率30年增幅167%，北京、上海、沈阳等大城市，已成为令人瞩目的肺癌“大户”。

　　山东省肺癌死亡率同样呈全面上升趋势。2009年出版的《2004-2005年山东省第三次死因回顾抽样调查报告》显示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，肺癌的变化最为突出，从当时的第五位升至20世纪90年代的第三位，至2004年升至首位，肺癌死亡率较20世纪70年代上升了4.92倍，胃癌则从第一位降到第二位。

　　为什么是她：“雾霭”永远沉积在肺里

　　“我不抽烟、不喝酒，也很注意饮食和锻炼，可为什么还会得癌症？”

　　最近几年，总有病人问钟南山这个问题。

　　这也是美国马里兰针灸学院的中国教师杜莉的疑问。

　　10年前杜莉来到美国，40岁时患上肺癌。杜莉过去一直过着很干净的生活，吃得很好，家里没人患癌症。杜莉怎么会得癌症？美国匹兹堡大学癌症研究所环境肿瘤科主任黛芙拉·戴维斯在《一场错误的抗癌战争》一书中探究了杜莉的病因。

　　杜莉在太原长大。这座城市三面环山，从四周山下吹来的冷空气，将城里的大钢铁厂、焦炉厂和铸造厂发出的烟雾控制在城里，无法散去。杜莉记得小时候只要穿上白衣服，几小时内就会布满黑色灰尘。

　　20世纪70年代，杜莉还是个小女孩，她每天呼吸的次数多过她身边的成年人，每呼吸一次，比头发小50倍的粒子会卡在鼻毛里。比这更小的微粒，比如汽车尾气，或者火力发电厂排出的废气则会穿过鼻子或嘴巴，卡在喉咙或肺脏表面。

　　美国一项有几十万义工参与的研究表明，居住在美国那些空气比较肮脏城镇的居民，罹患肺癌的几率较大，其中住在空气污染最严重城市的居民，罹患癌症的几率比一般人高出大约30%。而肺癌这种疾病，要花上几十年时间才会形成。

　　对于杜莉来说，她一生当中头30年呼吸的太原空气，就好像跟一位每天要抽两包烟的人住在一起。杜莉后来虽然离开太原，但她同时带走了这个地方留在她体内的一些东西。

　　在钟南山看来，当前对健康影响最大的环境问题是空气污染，特别是PM2.5这样的小颗粒和臭氧。因为这些微小的污染物能够直接进入肺泡，所产生的影响和刺激更大。

　　“雾霾天气对人体肯定有影响。”省内著名的胸外科疾病专家李振家教授直言。但雾霾弥漫，又有谁能“自强不吸”呢？

　　流行癌种：与工业化“同步”

　　20世纪20年代初，一个叫安德瑞·库尔南的研究员在巴黎医院实习。

　　“你必须到这儿来看看，否则再也看不到了！”大批医师跑去围观他们的第一个肺癌病例。这个被解剖了尸体的肺脏，整个外表包裹着灰黑色黏液，看起来像橡胶，很厚，黏黏的块状，就是当时十分罕见的肺癌。

　　肺癌不是“再也看不到了”，而是几乎与工业化的进程同步“流行”开来。

　　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，伴随着现代工业发展造成的环境大气污染，烟草消费猛增，男性肺癌死亡率迅速增长。

　　1973年初，周恩来、彭德怀、陈毅等开国元老先后被诊断患有癌症，高层由此关注中国癌症发病情况。从那以后，全国开展了第一次癌症综合科考。

　　考察团沿着太行山对晋、冀、豫三省18个县的5000万人口进行癌症调查。他们注意到豫西北一带农民用树叶子、萝卜叶子腌制咸菜、酸菜，当年八九月开始腌，一直吃到来年的五六月。腌菜罐子里面汤汁黏稠，含有大量微生物，有的还长了蛆虫，人们捞起来照吃不误。

　　当时，胃癌、食管癌等上消化道癌症是中国主要癌症病种。这是典型的“穷人病”，只要不吃霉变食物，就能降低发病率。

　　而直肠癌、大肠癌等下消化道癌症，在当时甚至不能挤进前五名。现在情况正好相反，结直肠癌等发病率快速上升，作为一种“富贵癌”、“生活方式癌”，发病率越来越高。

　　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中国众多城市建立了工业园区，工业污染造成的恶果在2002年以来频频爆发，“癌症村”、“怪病村”频频出现，尤其高发于广东、浙江、江苏等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，GDP增长和“癌症村”增加之间呈现伴生关系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与激素水平相关的癌症如乳腺癌、甲状腺癌、前列腺癌上升势头尤其迅猛。有数据显示，短短30多年间，癌症发病数量一路飙升，肺癌、乳腺癌、结直肠癌已占据前三名。

　　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研究发现，1978年，北京城区仅6000多人被诊断为癌症，而到2010年，猛增到3.7万，每天约有104个新癌症患者。

　　《2004-2005年山东省第三次死因回顾抽样调查报告》显示，2004年-2005年，山东省死因调查地区居民超过1/4的死亡为恶性肿瘤所致，粗死亡率166.86/10万，城市人群高于农村；小于35岁，每10例死亡有1例为恶性肿瘤；35岁-74岁，每3例死亡有1例为恶性肿瘤所致。

　　“邻避效应”：如何度过“环境敏感期”？

　　河海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阿江教授研究指出，从医学上看，污染与癌症关系非常复杂。迄今为止，诸多“癌症村”中污染与癌症之间的关系不甚明了。

　　不管怎样，“癌症村”已经以一种事实存在于社会中，并且影响到公众对环境与健康问题的认识。国内一些地方因PX项目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，实际是对于环境惶恐的应激反应。

　　2012年7月，因反对当地政府批准日本王子纸业之制纸排海工程项目，江苏启东市爆发群体事件，最终逼停立项。

　　这种“不要建在我家后院”的“邻避效应”在国际社会已是普遍现象，如今也越来越多地见诸国内。这个环保名词的流行，说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进入“环境敏感期”。对中国而言，“发展中”的现实国情，注定不能完全避免粗放的增长方式，“转型中”的经济现状也难以完全做到“零污染”。这个“环境敏感期”，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遇到的难题。如何面对这个“环境敏感期”的新考题，将对地方主政者的发展观念形成倒逼之势